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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企业家自愿“裸捐”做公益,应该得到尊重

2016-04-1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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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晓光一直在思考“中国的命运”。对于今日之中国从哪里来,要到哪里去,如何从现实过渡到理想,他自有一套理论,且坚定不移。然而,那些在他看来实事求是的论述却一直受到主流话语的排斥。康晓光忧愤多于无奈,“你要如实讲,双方都不满意,两伙人上来群殴一顿,打得鼻青脸肿。”

  康晓光一直在思考“中国的命运”。对于今日之中国从哪里来,要到哪里去,如何从现实过渡到理想,他自有一套理论,且坚定不移。然而,那些在他看来实事求是的论述却一直受到主流话语的排斥。康晓光忧愤多于无奈,“你要如实讲,双方都不满意,两伙人上来群殴一顿,打得鼻青脸肿。”

  他研究的领域是“政治发展”“儒家文化复兴”和“国家与社会关系”。十五年前,他撰万言长文主张立儒教为“国教”,此后多有相关著述,描绘出一整套路径,试图将当今“精英联盟”之中国引向“儒家宪政”。这套学说远离主流,康晓光也陷自己于被“夹击”的境地—马列主义者恨他揭短,视其为异己分子;自由派怨他为体制辩护,觉得他并非同路人。

  康晓光没有站队的欲望,在中国人民大学做教授,我行我素。

  社会组织倒很欢迎他。书斋与讲堂之外,康晓光介入第三部门,参与社会实务工作。除了任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,还是多家公益慈善基金会理事。但他不是个习惯鼓掌捧场的人。

  “我反对”

  六年前,第二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,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冯仑台上演讲,康晓光台下火冒三丈。

  此前一个月,巴菲特、比尔·盖茨来华举办晚宴,中国众富豪应邀赴席。虽然这场开始前就被坊间戏称为“鸿门宴”的“劝捐晚宴”终被定义为“慈善交流晚宴”,但关于“裸捐”的讨论并未就此终止。

  冯仑发言谈及于此,认为诱导所有企业家“裸捐”可能伤害民间财富创造的动力,若企业家将财富“裸捐”给政府支配,更无异于1956年的“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”。

  康晓光越听越火,“公益界没骨气,那个场合没人说话,全在那儿一脸媚笑,等着要几个小钱,鼓掌,喊好,成什么东西了?你有几个臭钱算老几?跟我有什么关系?我不花你一分钱。”

  他怒而上台,把发言稿扔到一边,张口便点名批评冯仑“混淆概念”。他觉得,今时今日中国企业家自愿“裸捐”做公益,应该得到尊重,不能与“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”混为一谈。

  “你可以当妓女,但你反对别人当良家妇女,你这妓女也太嚣张了。他这个类比也不恰当,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企业是被胁迫的,今天政府态度都没表,谁用暴力胁迫你了?”

  万通基金会是此次论坛的主办方之一,邀请康晓光做主题报告还是冯仑的主张,康晓光做客却砸了场子。“以前我们都不错的,(冯仑)以后见了我再也不说话了。”

  曾任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主管的李玉生回忆,康晓光提反对意见从来都“一针见血,不留情面”。

  康晓光与徐永光至今已有30年交情,2007年,徐永光创立南都公益基金会并任理事长,康晓光任理事。“新公民计划”是南都基金会尝试的首个项目,徐永光主张办公益学校,运作成本由社会捐助、政府补贴、家庭支付三方共同组成。他对项目寄予厚望,信心满满。但项目开展并不顺利,南都基金会的定位是资助型非公募基金会,项目启动后,却不得不超预期提供资金支持,还要介入学校理事会干预日常工作,已被越拖越深。

  “我是反对(这一项目)的,理事会吵架就吵了一年半。”康晓光说。

  李玉生告诉《中国慈善家》,会上康晓光、徐永光以及时任南都基金会副理事长程玉等人观点不一,争论非常激烈。“当时徐永光下不来台,包括程玉,更别说新公民计划的那些总干事。场面有些尴尬。”

  理事会最终肯定“新公民计划”的价值,同时,决议逐步压缩项目。李玉生说,“康晓光这样的学者,作为第三方专家力量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,提出他独到的判断,扮演了理事会特别需要的角色。”

  发现隐秘变革

  上世纪90年代初,康晓光做中国反贫困研究时,下乡考察遇一家贫困农户,随手掏出几百块钱给农户的孩子,被陪同的当地干部说成“希望工程”。“当时希望工程的‘话语霸权’非常强,只要你做的事跟助教有关,就会被称为希望工程。”

  1996年,中国青基会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为其项目做评估,康晓光作为评估工作主要负责人,开始近距离接触中国青基会,就此发现了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隐秘的权力转移。

  对于社会统治与管理,社会问题并不会自动呈现,而是由权力来定义的。某一客观问题能否被发现、提出,如何描述并形成广泛认识,对社会政策的形成和完善至关重要。这种将客观问题“问题化”的机制隐蔽而深刻,在中国,这一权力此前只为政府独掌。

  康晓光常年进行反贫困研究,深知“问题化”机制的分量,“让哪个问题进入媒体,进入公共政策,进入国家财政,这是有说道的。往往最严重的问题被掩盖,甚至被扭曲。”

  他举例,农民进城务工潮使得农村社区中青年大量流失,不仅乡村遭到重创,农民工作为劳动力进入城市,也并未从“人”的角度被社会给予应有的关照。在最初,一系列由此衍生的严重社会问题未能进入主流话语。“十年前一面倒,说他们摆脱了土地束缚,收入增加,农村致富了,讲这些。真正的社会问题,城市精英装看不见,媒体装没这事,政府从来不提,这些人自己更没能力提出来。”

  透过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,康晓光看到了一种未来的全新机制—在政府与国有企业单位之外,另一类机构可以自己定义社会问题,并动员全民力量加以解决。客观上,这类机构掌握了“问题化”的权力。

  “在我心里,根本没把中国青基会看成一家公益机构,它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的组成部分,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,对中国整个社会管理和统治结构影响非常深远。”

  这一发现让康晓光深受触动,自此,他展开对第三部门的相关研究,并深度参与,在多家社会组织中担任理事等职务的同时,还以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为主要平台,为公益界提供指导和咨询,持续输送大量理论与学术研究成果。他相信,第三部门将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。

  2003年,康晓光尝试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分析中国的城市贫困和反贫困问题,9月底,所有分项研究报告全部完成,只待撰写总报告,但一场惨案的发生,使他无法继续如常工作和生活。那一年,他在书中将所有活着的中国人告上人性法庭。

  无人幸免于罪

  “除了钱什么也不认,一群狼的社会,当时我对这个大的社会氛围特别不满。在这件事当中,都在批评警察,对整个舆论我也不满。”康晓光又点燃一根烟,“没有人幸免于罪,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!”

  2003年6月4日,成都女子李桂芳因涉毒被警方抓获,并被强制戒毒,3岁女儿李思怡无人陪伴,被独锁家中。李桂芳曾多次哀求先回家中安顿女儿,再接受强制戒毒,被办案人员拒绝。17天后,人们在她家卧室门后发现李思怡高度腐烂、爬满蛆虫的幼小尸体,卧室门上一块油漆剥落,残留着数条血痕。没有邻居声称听到过她的叫喊声,直到她的尸体被发现,人们再也无法对这个幼小亡灵的哀嚎和控诉充耳不闻。

  那一年,康晓光的女儿也3岁。他眼泪流了无数,久久难以释怀。李思怡家那扇将人性隔绝的门的外面是谁?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个活着的中国人。康晓光说,他从未感受过这样的耻辱和罪恶深重。每天出门前,他照常和女儿吻别时会想起李思怡;坐在办工桌前,看到墙上女儿的照片时会想起李思怡。每每念及于此,心如刀绞,泪涌不止。他说,不做点什么,他无法面对自己孩子和自己的良心,他将永无宁日。

  全社会都在谴责涉事办案人员玩忽职守,康晓光觉得不能只停留在这一表层。他问自己,如果没有这次偶然的灾难,李思怡是否就能好好地活下去?那个没有亲友关照,没有固定收入,没有低保,电力公司拒绝供电,从未获得政府部门、社区、妇联、共青团、福利院等等有责任提供帮助的机构施以援手的环境里,李思怡是否能活下来?

  “相应的法律、机构、财政拨款和工作人员这一切都有,为什么需要的时候全没了?光说制度建设,有制度建设就足够么?公益慈善界没有人讲这些问题,我要把这些问题呈现给大家,分析明白,否则悲剧就白白发生了。”

  他停下手中所有工作,动身前往成都,做了多日实地调查,在重重阻碍中走访了社区家委会、派出所、街道办事处,也走访了妇联、共青团、民间公益机构、公安机关、法院、媒体,并将调查结果写作成书,名为《起诉——为了李思怡的悲剧不再重演》。书中,他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,以此个案,探究反贫困领域中的制度失灵以及背后的深层问题,尝试提出解决方案。

  写作时,他不断告诫自己,不要让情绪干扰学术判断,作为研究者,需要客观冷静,需要科学分析,得出逻辑严谨的结论。但他不得不向读者坦陈,“这本书是在强烈的冲动中完成的。”

  康晓光告诉《中国慈善家》,“落笔时已经没有多少眼泪了,”他将半只烟摁熄在烟缸里,“只有愤怒!恨所有人,恨他妈的所有人。”他向后仰在沙发上,“唉!”地一声沉重长叹,听上去像某种力不从心的悲鸣,也像是熬过劫难心力俱疲的如释重负。

  “康夫子”

  女儿出生,完整了康晓光的家庭角色,他才真切体会到何谓“仁爱”。“儒家的理论从家庭出发,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最内核的是家庭中父母与儿女的关系,它讲人灵魂性的概念是‘仁’,是种最纯、最原始、最生动、最强烈的爱。对父母的爱,对爱人的爱,这两种感情,跟你对孩子的爱相比差远了,是几倍几倍的差。”

  而李思怡的死,让康晓光第一次发自灵魂地将“仁爱”之心“推己及人”。他说,撰写《起诉》时,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“仁者”。

  康晓光找了十几家出版社,没一家愿意出版。他决定破例妥协,答应可以对内容进行调整,但他一位出版社社长朋友说,改都没法改,整个味道不对。此情此景,正如康晓光赴成都调查时的所见所闻,处于高压中,人人为求自保,对他避之不及。体制内很好的朋友,不敢开车送他,“你自己打个车吧。”所有人都活在心安理得的麻木冷漠中。康晓光理解他们的处境,但仍不免对这乖谬荒诞的社会心生愤怒。

  最终,《起诉》一书在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。康晓光在网上发布消息,免费送。他先后自费印了两批,送了近8000本,他的几个学生天天往邮局跑。

  于建嵘称康晓光为“康夫子”,他对《中国慈善家》说,“(对体制)我批评多一点,他建设性多一点,他会提一些他现实性的想法,讲他自己的一套理论。”二人曾共赴一场关于信访制度的会议,会上观点产生分歧。于建嵘回忆,“他(康晓光)主张‘仁政’,认为信访(制度)要强大。我则认为,一旦强化了信访(制度),这个国家法制无法真正(完善)起来。”

  会上争论兴致未尽,二人又拉上朋友几人觅得一家山庄继续话题,终将争论升级为“怒而拍案,大吵一番,兄弟红脸”。

  “观点之争不伤私交”,于建嵘觉得康晓光是个很好的朋友,“他很有思想,也有情怀,看到苦难的人会心里难过,会流泪。看到一些问题,会愤然而起。”

  康晓光认为自己是典型的中国读书人,在他的观念中,儒家“君子”与“士”的价值取向更值得追求。他佩服康有为执着信念不废不移,也崇敬梁漱溟的学养深厚大智大勇,“那真是虽千万人吾往矣!”他痛心中国读书人文脉已断,“这个时代,那些乡愿,德之贼,整天就想着自己的那点蝇头小利的人,都在为‘稻粱谋’,都活得很好。”

  他告诉学生,“最起码,你们别学我吧,口无遮拦、快意恩仇,将来会很惨。”但他也说,“只有有所传承的民族才能有自己的未来。想通过割断历史来成就未来的辉煌,那他妈古往今来就没有过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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